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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幸与“九一一事件”
朱洪幸（美国·纽约）
二〇〇一年突如其来的美国“九一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当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中第一次看到其恐怖场景后，我不知所措，我麻木了。
大约“九一一”一周之后，我独自一人在家中看书，当我看到“世界贸易中心”几个字后，心头猛然一惊，它不是几天前遭到恐怖袭击了吗？它不是已经轰然倒塌了吗？它的下面不是压死了多人吗（中央电视台最初的报道，双子塔有多人上班，死亡多人）？心情的低落，情绪的失控，我即刻放下手中的书，趴在了沙发扶手上“哇”地就哭了出来，接着就痛哭一场……哭毕，我静静地想着：我能为此做些什么呢？我能到美国去吗？去做一些善后工作？护照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捐款捐物吗？捐倒是可以，但与亿万慷慨解囊者相比，真是太不自量力了！甚至让老外们贻笑大方；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应该以己之长，胜人之短。我可以为“九一一”遇难者写祭文。这是不容置疑的！当时，就这么定下来了。
原定的写祭文，这件事天知、地知、我知，没有别的人再知道。不去做的事情，总想找一些理由，比如时间无余，资料欠缺，过些时日再办也可等等。这件事又没有人逼、又没有人要。就算写好了，又到哪里去祭奠呢？甚至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
时间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地前行。它冲刷着你的记忆，或者是唤醒着你的良知。直到二〇〇四年上半年，距“九一一事件”过去两年多已快三年了，自己当初承诺的祭文在哪里呢？时间再一次唤起了我的良知。有承诺就应该有履行承诺的行动及结果。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刻着手去写。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如果当初收集资料，那是很容易的，而现在又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我想起了回母校，回到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办理了借阅证，在资料库中搜寻到了当时的资料。
就祭祀而言，中国的传统是很重视祭奠三周年的。于是祭文的题目自然就是《九一一罹难者三周年祭》。经过几昼夜的笔耕，祭文写好了。虽说是祭文，其实是诗歌体。不管什么文体，写祭文不只是为了写祭文。写祭文的目的，一是为了去祭奠，二是为了去发表。在当代的国内，这两件事恐怕无一可行。最有希望的地方，就是美国大使馆了。我随即将祭文寄出，提出了我的请求，但一直得不到回音，判定告吹。
“九一一事件”三周年的前夕，无论如何要作一决定，到哪里去祭奠？！思来想去，还是到首都去，那里有那么多大学，或许有一家可以接受。于是，九月一日进京，住进了北京大学，连夜写信，第二天向北大、清华、人大等八所大学的校长寄出了长信及祭文，恳请“九一一”期间能到该校祭奠，期盼着有一家能够答应即成。几天后，电话与他们联系，八所大学无一家同意。清华大学在电话中给我的回复是：我们只请诺贝尔奖得主演进，你这样的演讲稿绝对不可以接受！所有的希望全部破灭，九月十二日只得乘车打道回府，无功而返。这种无可奈何的结局，权且就算是一次自费进京旅游吧！
二〇一五年冬，我来到了美国，“九一一”情结再一次与我不期而遇。我时常在网络和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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