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一则《华尔街日报》的简短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平台刷屏，笔者本来没放心上，但从早晨到下午，不断有朋友问笔者如何看待这个报道，甚至有人询问这是否透露着某种政策暗示，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报道进行一点剖析。
报道的原文看似简短，但其字里行间蕴含的意思却十分丰富。原文如下：《华尔街日报》援引会议纪要称，在3月份的一次闭门会议上，一些经济学家和银行界人士要求中国央行停止对抗市场并允许人民币贬值，一名未具名央行官员则表示第一要务是维持稳定；据接近中国央行的人士透露，1月4日，央行非公开地摒弃了市场化机制；这一转变未曾公布，但央行再次回到了根据当局意愿调整人民币中间价的老路上。据接近央行人士透露，央行在确定每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时，不断在兑美元汇率和兑一篮子汇率之间转换，以此引导每日人民币走向；央行新闻处未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来询问笔者的朋友们主要集中于以下问题：一、文中提到“经济学家和银行界人士要求中国央行停止对抗市场并允许人民币贬值”，这是不是说理论界和实务界，特别是银行体系集体反对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不是央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很可能还会放任人民币贬值？二、“接近央行人士”说的“1月4日央行非公开地摒弃了市场化机制”究竟是什么意思？三、“央行新闻处未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是不是意味着央行心虚，所以不敢回应。四、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出现阶段性的贬值，这个报道现在被抛出来是不是在为进一步的大幅贬值做舆论准备。这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从内容来说完全是转述的内容，可能谈不上报纸本身存在什么立场，但“接近央行人士”的表态的确存在一些很不专业的地方。对于上述问题的提出，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市场对人民币定价机制的不熟悉，所以才有了不该有的忧虑情绪。首先，闭门会议并不神秘。报道中的“闭门会议”是十分常见的一种研讨模式，每年都要不定期举行很多场，笔者参加过多次，会议本身更像一场沙龙，参会人员少则十几人，多则数十人，多数属于非正式会议，不用打领带的，会议发言一般也不对外公布。参会人员的发言一般只代表个人意见，与所在机构关系不大。就人民币汇率政策而言，起码笔者参加的历次会议上，非央行的与会人员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意见。无论是“人民币是否应该贬值”这种方向性的问题，还是“人民币贬值多大才合适”这类技术问题，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很容易理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济学家们对“理性人”、“有效市场”这些基础性的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何况汇率政策这种复杂的、实务操作性很强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华尔街报道》里面使用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和银行界人士”这种表述，因为肯定不是参会人员的一致意见。只是媒体特意强调了一下“一些人”的态度而已，至于为什么强调“这些人”而不是持不同意见的“其他人”的意见，很可能是由于“这些人”的意见更容易吸引大众眼球。其次，“接近央行人士”和央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接近央行人士”的范畴可以无限宽广，他既可以是央行官员的博士生导师，也可以是经常采访央行官员的记者，还可以是人民银行门口执勤的武警，甚至是负责给周小川行长打扫办公室的保洁大爷，所以这种人士的表态一般可以不听，因为没人对这些话负责，不用负责当然可以信口开河。我们再看“接近央行人士”的具体表态，也有不少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位人士说“1月4日，央行非公开地摒弃了市场化机制”。那么1月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月4日是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当日人民币中间价报6.，比年的收盘价低开96个基点，中间价的低开带动即期汇率大幅贬值，人民币当日最低触及6.，比年收盘价下跌个基点。但请注意，年12月和年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即期+远期）分别高达和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逆差压力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似乎应该是“顺应市场化机制的”，而不是“摒弃市场化机制”。所以笔者有点糊涂，这位人士眼中的“市场化机制”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这位人士说“央行再次回到了根据当局意愿调整人民币中间价的老路上”。这明显过于贬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报价员了。现在每一天人民币做市银行都要向央行报送人民币中间价的参考报价，报价依据则是央行规定的“参考一篮子货币”+“参考收盘价”的双参考原则。这位人士的意思明显是说，各家做市银行的报价根本没用，央行每天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制定人民币中间价。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似乎接近央行的这位人士说了不算，只有各大做市银行的报价员说了才算。根据笔者的调查，多家银行给央行报送的参考报价和央行公布的中间价差距并不大，这似乎说明央行的中间价报价是越来越透明了，而不是越来越暗箱操作。不知道这位人士是否向做市银行进行过实地的调查。笔者在 在近几个月人民币汇率大体保持稳定后，近期汇率波幅开始扩大。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些风险？“我个人相信‘不可能三角’理论规律的作用”。伍戈表示，如果害怕汇率过度浮动，想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这也是过去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普遍事实，那么可辅之以一定的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来实现。
但是这么做并非完全没有成本，例如，操作中可能难免不会伤及部分具有真实贸易投资背景的实体企业，同时可能会影响微观主体全球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
“如果汇率可以更加灵活浮动，经济增长就可能靠内外两个引擎来调节——并不必然是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如果只通过国内投资信贷拉动一个引擎而放弃汇率灵活性，尽管确实短期内能起到稳定汇率市场的作用，但是其副作用是潜在的和中长期的。
在伍戈看来，国际经验表明，实现汇率制度由固定逐步转向更加灵活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被迫的：本币抛压实在太大，不得不退出干预。
第二种是通过好的、主动的制度设计实现，这特别适用于仍然保有一定资本流动管理能力的国家。历史上，智利等新兴市场国家就是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较平稳地完成了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的过渡。
值得一提的是，年7月，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同一天开启汇改。他进一步举例称，马来西亚林吉特其后的走势是趋势向上，但波幅不断加大，而中国似乎是单向“拾级而上”。
马来西亚的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助于缓解热钱过度流入的压力，因为汇率的波动性（方差）有助于减低本币的夏普比例，可有效减少在升值预期强烈的环境下对本币金融资产的过度追逐；二是汇率制度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更灵活。年之后的好几年，在IMF每年对各国汇率制度的评估中，马来西亚的汇率制度被认为更灵活，尽管该国货币实质上的趋势性升值幅度并不一定比人民币少。
鉴于此，伍戈认为汇率改革和调整有着内在客观规律和国际成功经验。“别一条直线升值，也别一下子狂贬。”可以逐步双向灵活波动，不一定形成非常确定的短期汇率走势或预期，但中长期趋势可以根据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而自己把握，过程中可辅之以一定的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央行操作管理。
对于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情况，他表示，“单向的贬值（预期）肯定是不好的，在中国，宏观微观主体都是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在干中学”，因为过去数年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更多面对的是趋势性升值压力，现在的情形更加新颖和复杂。
近期，有市场人士根据人民币汇率走势总结出“非对称贬值”的当前汇率政策策略。亦有人士认为，新公布的“收盘价+一篮子货币”的中间价定价机制仍然不够透明。
对此伍戈认为，考虑到今年金融风险事件较多，以及当前的国际环境，还是需要保留一定的政策灵活度。有时确实牵扯到跨境套利的问题。新加坡的汇率制度虽然也是有一定的透明度，但其决策仍是一个相机抉择的机制。
他建议，从技术设计的角度说，好的时间窗口可以考虑稍微多动一动。
不过，这样的策略除了要求技术上有好的设计，还要求社会各界有一定的容忍度。他表示，当波幅加大时，能否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有时，国内进出口企业、国际社会等基于各自所处位置，会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向有截然不同的诉求。
因此，在方向上明确是更加灵活浮动汇率体制的大前提下，找准策略，寻找时机，容忍波动幅度，允许试错，这些都做到，才能有一个痛苦指数相对较小的汇率改革周期，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发展。“当然，我们也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和耐心”。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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